文學主張主要是：

(1)反對承襲，主張通變。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后七子的句擬字摹、食古不化傾向，他們對文壇“剽竊成風，眾口一響”的現(xiàn)象提出尖銳的批評，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(fù)古派的病源“不在模擬，而在無識”(《論文》)。

(2)獨抒性靈，不拘格套。所謂“性靈”就是作家的個性表現(xiàn)和真情發(fā)露，接近于李贄的“童心說”。

(3)推重民歌小說，提倡通俗文學。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(yǎng)，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(fā)展觀與創(chuàng)新論相聯(lián)系的，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。

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二月十六日，袁宗道生于湖廣公安縣長安里(今湖北荊州市公安縣) 。

明神宗萬歷十四年(1586)禮部會試第一，殿試中二甲第一名進士(傳臚)，次年任翰林院編修，授庶吉士，在復(fù)古派極盛一時的情況下，他獨推白居易、蘇軾，成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萬歷二十五年(1597年)八月，以翰林院修撰充東宮講官，“雞鳴而入，寒暑不輟”。萬歷二十六年(1598年)，三袁共同發(fā)起，在北京西郊崇國寺組織“蒲桃社”，吟詩撰文，抨擊“七子”。

萬歷二十八年(1600年)十一月四日，在北京“竟以憊極而卒”。終年四十歲。明光宗繼位，贈禮部右侍郎。為人神清氣秀，穩(wěn)健平和。居官15年，“省交游，簡應(yīng)酬”，“不妄取人一錢”，身為東宮講官，死后竟僅余囊中數(shù)金，幾至不能歸葬。

著有《白蘇齋集》22卷行世。他的詩文創(chuàng)作無人云亦云之作，多是有感而發(fā)、率真自然之作。代表作有《戒壇山一》、《上方山》、《小西天一》等，但他的創(chuàng)作如袁宏道一樣存在著內(nèi)容貧乏的缺點，這也是由他的創(chuàng)作思想導(dǎo)致的。

袁宗道欽

慕白居易、蘇軾，書齋取名為“白蘇齋”。明萬歷年間，王世貞、李攀龍為代表的擬古文風仍有較大影響，袁宗道極力反對，與其弟袁宏道、袁中道志同道合，人稱公安派。他認為文章要旨在于辭達。古文遺達，學古應(yīng)學其達，“學其意，不必泥其字句”。而文章欲辭達，須先有“理”(思想學問)，“從學生理，從理生文”，如先秦及漢唐宋諸名家，“皆理充于腹而文隨之”。其次要有真情實感，“心中本無可喜事而欲強笑，亦無可哀事而欲強哭，其勢不得不假借模擬耳”(以上均見《論文》)。從這種觀點出發(fā)，他的詩文創(chuàng)作不事模擬，率真自然。游記散文如《戒壇山一》、《上方山一》、《小西天一》等;簡牘散文如《答同社二》、《寄三弟之二》、《答友人》等，都情運筆端，真切感人。論說文如《讀大學》、《讀論語》中某些章節(jié)，淺顯通達，警辟有味。但他的多數(shù)散文以士大夫的閑情逸興、說理談禪為主要內(nèi)容，社會意義不大。詩歌創(chuàng)作又遜于散文，少有佳作。

在袁氏三兄弟中，對“公安派”文學理論的形成，各自都發(fā)揮了獨特的作用。在反復(fù)的理論斗爭中，三袁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梯隊。最先反對復(fù)古的先鋒當數(shù)袁宗道。正如文學評論家錢謙益在《列朝詩集小品》中所說：“公安一派”實自伯修(袁宗道字)發(fā)之。”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蘇軾，他把自己的書齋就命名為“白蘇”，其義就是提倡通俗的、接近口語的文字，做到作品明白易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