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康誥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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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『康誥』也是出自于《尚書》里面，這里講到『作新民』，朱夫子的解釋是說，「鼓之舞之之謂作，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」。鼓之舞之就是鼓舞，鼓勵人民振作自新的精神。所以「康誥」這篇文字里面說的作新民，這個作就是鼓勵、振起的意思，讓民眾都來振作自新，這是講到親民。我們再來看蕅益大師的解釋，他說，「不是我去作他，只因自能日新，彼便興起。故孟子曰，待文王而后興。興，即作也」。蕅益大師的批注跟朱子稍有不同，朱子著重講是我們要鼓勵民眾自新，也就是天天進步、改過自新。但是蕅益大師這里說，不是我去鼓勵他，而是因為我自己能夠日日新，天天改過修善進步，我能如此，必定能感化別人，所以彼便興起。彼就是指民眾，一切的眾生，因為我的努力修學日新，所以他們也跟著我一起修學日新。這個是我為主，正所謂正己化人，自己正了之后，自然而然就能感化別人，不用刻意去鼓勵幫助別人，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這里講的是以自己修學為中心，跟朱子講的稍有不同。朱子是講到要去幫助民眾自新，但是蕅益大師講不需要起心動念，不需要刻意的去做，只要自己真干，就能夠感化別人。這是真正的圣賢之道，所謂行有不得、反求諸己，為什么我不能夠感化他，他不能夠日新、進步?我有責任。我不能夠去批評他，我不能夠看不起他。他的過錯，正是因為我自己不能夠認真改過自新，所以沒有感化的力量;自己反求諸己，「自能日新，彼便興起」。你看看，這重點不一樣。

　　下面講，「故孟子曰，待文王而后興。興，即作也」。這里講的作新民的作，就是興的意思，興是振興、努力向上。孟子這句話原文是這么說的，「待文王而后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杰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」。凡民跟豪杰不一樣就在這里，凡民是普通人，一般凡夫俗子，他們會怎么樣?待文王而后興。文王是圣人，文王出現了，一般人看到之后他就振作起來，他就要效法圣人，學習他、模仿他，這是興起來;但是如果沒有文王，圣人不在身邊，他就自甘墮落，他就興不起來，這是凡民，不是豪杰之士。豪杰之士是什么樣的?雖無文王猶興。這個興是自己的事情，與文王在不在沒有關系，文王在，固然更好，有個增上緣;文王要是不在，我們依然能夠天天改過自新，「茍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」，沒有一天懈怠，絕不半途而廢，矢志不渝，一直到成圣成賢而后已，這就是豪杰之士。

　　所以作新民，是自己能夠振作、日新，才能夠新民。這個義趣跟前面所說到的「盡天下皆是一個自己」是相通的，所以自新與新民不是兩樁事情，是一樁事情。天下人跟自己是一體，自己能進步，天下人也隨著進步，這叫依報隨著正報轉。正報是自己，依報是外面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，我能日新，外面的境界也日新。所以當我們身旁如果有自己不喜歡的人、自己覺得討厭的人，我們自己要反省，自己要日新，他是我的境界，我有這樣的心才有這樣的境界，為什么我看到我的境界里面有不如意的?正是因為我們心中德行不夠，更要慚愧，更要改過。包括現在，我們大家都在呼吁要保護環境，現在天災人禍很頻繁，環境污染很嚴重，這都是我們的依報。依報隨著正報轉，我們看到依報不好，要自己反省，我要振作，我要努力的進德修業，日日新，這才能夠轉環境。如果想要從外境著手，去改變環境，這個不容易，而且這是舍本求末。本是什么?本是自身，家國天下是末，環境是末。所以朱子這里所謂的要去鼓勵人民自新，這是在環境下手;實在講那不是關鍵，關鍵是我自己日日新，本正了，末也正，自己的身心都清凈，環境也清凈。